记得2014年暑期到北京大学参加一个培训,十余个讲座中一半以上涉及对东西方文化的对比和反思。的确,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是很有价值的事情,对于理解东西方的发展和政治都是非常关键的。从很多方面看,东西方文化各具特性并具有显著差异,某些认识各执一端的现象还非常之普遍。

不过,个人认为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的真正意义,主要在于相互理解、相互包容、相互借鉴,而并不在于要分出优劣、比出进步或落后。实际上,由于最近三四百年来西方发展相对较好,很多人就以为西方的文化更加先进、优秀,甚至于将西方的价值观说成是“普世价值”,这都是一种不客观、不全面和不理性的认知倾向。

从人类的长期历史来看,西方这短短几百年的发展领先,主要是科学技术发展(工业化、信息化)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所带来的,不可以概括成一种西方文化的历史性胜利。中国拥有五千年的连续文化,这本身就足以证明其文化具有特殊的优势。

最近读了一篇讨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文章,虽然标题很奇怪、结论可以商榷,却引发了我对东西方文化根本性差异的思考成熟。中国文化更加注重的是“用最高境界去感召人”,西方文化更加注重的是“用最低标准去规范人”。这种显著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,直接影响了东方和西方的个体和群体行为。

中国价值体系中习惯于用高境界对人们进行“感召”,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价值取向和文化传统。

在中国文化中,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。故此,只要将人性中的“善”激发和弘扬就可以了。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这种感召很非常之普遍:“一日为师、终生为父”是对师徒关系的感召;“当官不为民做主,不如回家卖红薯”是对官员的感召;“落地为兄弟,何必骨肉情”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是对和谐人际关系的感召;“远亲不如近邻”是对邻里关系、邻国关系的感召……。

封建王朝主要利用感召的力量去管理国家:不论是官员,还是人民。而维持底线之类的事情,国家往往还做得很不具体,以至于,如果有人实在是不守底线,违背“感召”所代表的主流价值观,更多的是受到舆论的谴责,偶尔才会受到皇帝或官方的惩罚。

西方社会普遍使用的是另一种思维方式,用最低的标准来“规范”,西方的底线通常是非常清晰的。

基督教中人是有原罪的,“人生而有罪,人性本恶,人生就是赎罪的过程”。故此,人就必须要时刻接受制约,用具体的规则进行管理,才不至于让恶的本性泛滥。这就是西方从小就对人进行教育、强化“规则意识”的基本依据。由此,西方也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,整个社会的运作基本上实在规则组成的价值体系之上。

其实,感召和规范,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的两种路径,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。感召的优势是可以到达的高度很高,劣势是对无法感召的人缺乏足够的惩戒。规范的优势是可以通过规则建立秩序,劣势是难以引导人达到至高的境界。

最后说说个人的看法:感召是比规范更有优势的文化,因为辅之以规范并不困难;规范容易更方便地建立秩序,却难以引导人群去追求更高的境界。故此,以中国传统的感召做主旋律,加上西方的规范做和旋,我们可以更容易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中国社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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